平也郁郁而终。空出来的第一枢密副使的位置，皇帝刘文济在善加斟酌之后，选定侍卫司都虞侯曹玮，这是已故真定侯曹彬第四子。至于腾出来的侍卫司都虞侯，这个实际掌握侍卫马步军统兵权的要职，刘文济则敲定护圣军都指挥使田邦义。
此人乃是功勋老将田重进之孙，虽同属于勋贵，但家室就不那么耀眼了，与杨、李、曹者相比，暗淡的不是一星半点，当然这也是刘文济选其掌握兵权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世祖、太宗是何感触不得而知，但经康宗之荒后，轮到刘文济当家做主，他对朝野上下，尤其是军队之中，那强大、固化的军功贵族阶级，难免带有戒心。
刘文济自是知晓军队不可轻动，勋贵的核心利益不易侵犯，因此，大动作可以按捺，小刀子却可以慢慢地割。先在军功勋贵集团内部搞分化平衡，提拔如田氏这种势力不强、影响力相对局限的勋贵家族，后面再培植庶族寒门将领，当然这注定是个漫长的水磨工夫的事情，急躁不得。
另一方面，在对军政令系统做“小手术”式调整之后，刘文济又下诏重新设立枢密直学士一职，以内阁学士、知制诰曹利用充任，重置的理由则是他不通军务，但军国大事，不能不熟悉，因以此职作为皇帝与枢密院之间联系的桥梁，加强沟通......
一系列幅度不大，但显着加强皇帝权威动作下来，包括文官系统内一些眼光毒辣的人，都察觉到今上那颗并不端拱的心，而对此感受最为深刻的，毫无疑问乃是军队体系，尤其是军功老贵家族。
不过，军队里的实权派们，却并没有就此表示些什么。帝国军制，给了他们近乎超然的地位与待遇，同样对所有人也都有一套摆在台面上的限制，台下怎么做是一回事，但谁敢在台面上搞形成规则共识的事情，则将面对来自上下的挤压。
另一方面，刘文济的系列操作，也都在既定规则之内，并没有动摇勋贵们对军队的主导地位。总不能期待每个皇帝都如康宗一样吧，而由平康时代走向端拱时代过程中产生的不适感，所有人都得慢慢接受，并且，是臣子去适应皇帝，这是由强势皇权决定的。
端拱三年春，许昌王、中书令刘曜上奏，安南王刘文涣薨于交趾。
刘曜，世祖皇帝幼子，母周宜妃，生于开宝十九年，初封韩公，康宗继位后晋爵许昌郡王。前者，以刘继昌落马遭贬，依常例选宗室入政事堂。
皇帝刘文济二请赵王刘昉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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